美国《时代》周刊网站8月13日发表作者亚历克斯·菲茨帕特里克的文章《美国为何正在输掉新冠肺炎之战》，文章称，在大流行发生前的几个月里，外界曾认为美国是为处理重大疫情做了最充分准备的国家之一，如今却如此惨败下来，这场疫情暴露了美国的根本性缺陷。文章编译如下：
现在这个时候生活在美国太可怕了。新冠肺炎是一种既冷酷又随意的新型疾病，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就连许多“康复”的人也可能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此次大流行暴露了这个国家对公民的承诺与实际兑现情况之间的差距。随着美国临近选举日，这次疫情肯定会使投票过程复杂化，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结果。
美国在春季似乎一度逐渐控制住了疫情。纽约州等疫情严重的州成功拉平了曲线，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们关闭了非必要企业，并且遵守了要求大家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新规定。但随着其他州在春末夏初重新开放，新的危险地区开始形成。在全国各地，住院率高得吓人，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更多的死亡病例。
美国肯定会输掉这场新冠肺炎之战，但事情本来不必如此。在七国集团当中，只有我们的疫情持续失控。新西兰等国甚至已经接近于彻底消灭新冠肺炎。令人沮丧的是，在大流行发生前的几个月里，外界曾认为美国是为处理重大疫情做了最充分准备的国家之一。
如今，我们可以开始更清楚地看出这个国家为何如此惨败了。各级政治领导人的失职，对科学家、媒体和专业知识的普遍不信任，对个性和生命价值观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态度——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导致对大流行的响应远逊于美国伙伴国的传统看法。
联邦政府表现一塌糊涂
目前已经显而易见，美国联邦政府在危机时期未能履行保护美国人健康和福祉的职责。尽管公共卫生官员和其他人士作出了最大努力，但美国的许多民选官员从一开始就没有认真看待新冠肺炎的威胁。当事实表明该病毒构成了重大威胁时，联邦政府的工作充其量只能说是一塌糊涂。4月发生的一件事最能说明美国政府的混乱。当时，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和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被委以重任，负责安排联邦政府对这种病毒的响应措施，他却令人费解地声称，联邦政府储备的呼吸机不是给各州使用的。
在某些情况下，联邦政府的响应不光不够，而且绝对有害。随着大流行在4月初加剧，有些医院高管、医生和其他看护人员急切想要获得物资，转而找黑市商人。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联邦政府扣下了其中一些物资，原因至今不明。
要想完整列举特朗普应对此次大流行的失职之处，需要写一本书，而不是一篇文章。但我们可以快速做个总结：他起初浪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淡化这种病毒的严重性；他固执地沉溺于一种幻想，认为这种病毒会直接“消失”；他禁止许多中国游客入境，但浪费了此举为他争取到的时间，未能制订妥善的检测和追踪计划；他鼓励各州重新开放；他一再筛选使美国的形势看起来比实际情况好得多的数据。然后还有口罩。
专家们说，特朗普最重大的失误之一是直到最近才同意戴着口罩在公众面前亮相。权威科学认为，遮盖面部可以显著减少新冠肺炎的扩散。在一个没有此类现成准则的国家，领导人有责任效仿这种行为。
但特朗普早期的蔑视态度为他的党和他的追随者定下了基调，无疑加剧了戴口罩行为的政治化。关于口罩怀疑论者与口罩佩戴者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报道几乎每周都会成为头条新闻。
撇开口罩不谈，联邦政府过去和现在的最明显失职始终是缺乏足够的检测基础设施，而这是应对大流行的关键因素，因为检测能显示疫情有多严重，并且能暴露关键的危险地区。美国暴发疫情之初，检测短缺和拖延是个重大问题，而随着病毒在多个州扩散，这个问题再次困扰美国。有些美国人说，他们要等两个多星期才能拿到检测结果。
特朗普没有呼吁提高检测能力，反而建议美国也许应该减少检测。他一再错误地把美国最近的病例增加完全归结于检测增加。对总统来说，提高检测能力一直是个问题，因为它暴露了美国疫情令人不安的严重程度。然而，他没有解决导致疫情扩散的根本问题，而是一味把令人尴尬的结果归咎于统计方法。这位总统6月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次活动期间说：“如果我们不做检测，就没有病例。只要你做检测，就会有病例。”
迷信个人主义无视科学
在整个危机期间，总统以及右翼评论员经常贬损公共卫生官员，时常批评他们要求关闭商家和采取其他严厉但必要措施的呼吁。特朗普还放大了破坏美国公共卫生机构正当性的信息。
由于公共卫生组织的新冠肺炎建议不断改变，有些人对科学丧失信心至少是可以理解的。根源在于这样一个现实：对这种新出现病毒的科学了解是实时演进的——科学慢；病毒快。但是，不断变化的建议可能会让人觉得公共卫生官员无所适从。由于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迟迟不建议大家遮盖面部并且迟迟不承认导致新冠肺炎的新冠病毒很可能通过空气传播，所以没有给公众建立信心。
真正令人担心的是，有大批美国人已经表示，如果新冠肺炎疫苗问世，他们犹豫要不要接种。鉴于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病毒几乎不可能获得“自然”群体免疫，疫苗是我们回归类似正常生活的唯一途径——但只有满怀信任的公众给予充分支持，大规模接种疫苗才能奏效。即便特朗普今年11月没有赢得连任，这位总统和其他人对美国人对于科学和专业知识的信任造成的损害也会给美国战胜此次大流行的能力带来重大影响。
众所周知，美国人比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人们很容易把这个特点看作美国饱受新冠肺炎困扰的根本原因。毕竟，大流行需要个人为集体利益做出暂时的牺牲，比如戴上让他们觉得不舒服的口罩或者取消计划好的生日派对。
部分人对悲剧麻木不仁
到目前为止，美国人对此次大流行的态度还存在另一股令人不安的暗流：愿意接受大规模死亡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由于几乎每天都在面对不可言说的恐怖，从肆意的枪支暴力，到似乎永无休止的警察暴力事件，再到密歇根州弗林特和其他地方持续发生的清洁水危机，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变得对悲剧麻木不仁。在2012年发生的一次悲剧中，一名枪手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小学枪杀了26人，而国会在这次可怕事件发生后未能通过任何新的枪支法。专栏作家丹·霍奇斯在将近三年后说过一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回想起来，桑迪·胡克标志着美国控枪辩论的结束。”霍奇斯写道：“当美国认定杀害儿童可以忍受的时候，辩论就结束了。”
冷漠是很难量化的。但是，除了漠然接受还将有数以千计的美国人不可避免地死于新冠肺炎之外，还有什么能解释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大约8200万人——仍然不认为在公共场所始终应该戴口罩？还有什么能解释，在迪士尼乐园7月11日——也就是它所在的佛罗里达州报告单日新增病例超过1.5万例、创下当时美国各州纪录的前一天——部分重新开放的时候人头攒动？还有什么能解释，尽管航空旅行显著减少，但每天仍有数十万人——主要是度假者——仍在乘坐飞机，而他们在国内四处活动的时候可能会有意无意地传播病毒？
疫情暴露美国根本缺陷
有理由对此次大流行在美国的未来感到乐观。迄今为止，美国新增危险地区尚未出现像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那样的灾难性死亡率。这很可能是因为死亡是个滞后指标，但也可能是因为医生的治疗水平提高了。由于病例出现令人担心的新的激增态势，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7月中旬宣布大幅取消重新开放的计划，表明至少有些领导人在反思他们的战略以顺应现实。研制疫苗的多项工作仍在迅速展开；到年底可能至少会有一种问世，但这很可能是个乐观估计。随着该病毒肆虐，可能会有更多的美国人接受公共卫生措施。
不管怎样，此次大流行似乎很可能会使美国至少在近期内受到削弱并且失去控制，会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公民丧生。这场疫情暴露了重要的根本性缺陷，包括严重遭到破坏的社会安全网，以及危及生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它清楚地表明，我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我们兄弟的守护者，也许会长久地破坏邻里间的所有群体意识。它削弱了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当美国的理想引发大规模死亡时，谁还会希望输入这些理想？许多美国人将不会从此次大流行中幸存下来。幸存下来的人将接手大量工作，要修复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国家。